來源：首席人物觀（ID:sxrenwuguan） 作者：未未 編輯：江岳

2021年12月，樂視宣布了全員漲薪，等到月底，樂視視頻的 Logo下又新添了一句話：關鍵控好資金鏈。

如同一場黑色幽默。毫無疑問，它影射的是五年前。崩于資金鏈的樂視，付出了老板“跑路”和裁員70%的代價。當年夏天，北京上空飄滿了樂視的簡歷。

五年后，樂視的故事已經無人問津，震蕩的中心轉移到了后廠村。互聯網下行周期的霧霾籠罩在這里的每一條街道——在剛剛過去的2021年，阿里、騰訊、字節跳動、快手、愛奇藝、滴滴以及他們背后更多中小廠，都先后傳出了裁員的消息。

這些被裁掉的互聯網人，他們對于大眾的最后意義，似乎就是以突然的離開，證明互聯網的殘酷真相。他們留下了情緒，留下了話題，除此之外，無人真正關心他們的去向。

某種意義上，他們只是重走了一遍前樂視人的老路。

我們找到了樂視裁員潮中的小夢。五年前她收到的唯一賠償是一部黑色樂視手機，這還是領導自掏腰包給買的。物質損失并非全部，她在很長一段時間被推入更深的隧道——無法信任公司制度、社交焦慮、逃離互聯網信息、以及不論在哪工作，都會隨時做好離開的準備。

當曾經堅固的世界風消云散，昔日的“螺絲釘”們該如何構建新世界？她至今還在找答案。

以下是她的自述——

螺絲釘

“我不知道樂視的資金鏈是怎么斷掉的，我也不知道賈躍亭是不是個騙子，他回不回國我更不知道了，這么宏觀的問題我回答不了，我當時只是里邊的一個螺絲釘而已哈哈哈。”

這是我離開樂視的第5年。當新認識的朋友得知我在樂視工作過，不等對方提問，我就會“官宣”這番聲明。

這是被太多人問過之后的條件反射。

現在我已經可以心態平和地說，“哎呀我當時就是一個小設計，公司層面的事兒，我還都是從媒體知道的。” 但在剛剛離職的第一年，被人問到時我總是很憤怒，甚至還和一位同學絕交了，因為他總是轉發一些樂視的負面新聞給我，還配上幾句自己的評論。在第四次的時候，我翻了個白眼，刪了他的微信。

我當時確實很煩躁。

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居然在離開時才發現自己的無知。雖然在樂視工作了一年半，但我似乎對這家公司的情況一無所知，甚至一直到2016年出現“裁員潮”的時候，我還堅信那是競爭對手派來“黑”我們的。畢竟，當年2月，我們剛剛在五棵松開過一場極有“排面兒”的“演唱會”，那也是我到現在為止參加過最“燒錢”的年會。

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活動當天，大家都無心工作，忙著討論幾點出發、各自位置、散場后如何再組織部門活動。所有人都很興奮。

五棵松體育館是2008年奧運會新建場館之一，但樂視在2016年1月冠名了它，改為“樂視體育生態中心”。在這樣的場館里開一場年會，這對于任何一家私營企業來說都意義重大。

2月28日下午，我們早早從樂視大廈出發，來到體育館。走進館內，一抬頭，我就看到了“樂視生態”幾個大字，旁邊還擺放著醒目的樂視Logo。

作為螺絲釘，我與有榮焉。

那晚的節目很多，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賈老板的獻唱。“吹啊吹啊我的驕傲放縱，吹啊吹啊吹不毀我純凈花園”，當賈老板唱到高潮時，全場的氛圍也達到了頂點，掌聲、伴唱和歡呼聲，交雜的聲浪從圍繞著舞臺的觀眾席上涌起，所有人都舉起手里的熒光棒晃動配合。

我也趕緊拿出手機拍照，配文：“年會。”一起上傳到了朋友圈，當然，發布的時候沒有忘記附帶一下五棵松的定位。

那條朋友圈很快就收獲了數十個點贊和評論。而當時，我的微信好友還不到300人。

一切的驕傲放縱，盡在不言中，毫不夸張地說，樂視當時就是我心里的純凈花園。那時的我不會想到，這條朋友圈會在不久之后被我鎖上，樂視會因為缺錢，提前終止與五棵松的合作。

而我這顆螺絲釘，也會被甩進命運的漩渦。

信任

我當時所在的部門，是樂視某子公司的品牌部。

相比其他部門的同事，我對公司品牌的信任感更強。后來我看到大家開始討論互聯網大廠的“內卷”，特別有感觸。很多自發的內卷其實是建立在對公司的信任之上的，是公司提供了足夠的安全感，讓身在其中的人相信：只要足夠努力卷，就會有足夠好的回報。

我當初就是對樂視生態的堅固充滿了信心，迷之信心。

這些信心，是被無數觸手可及的細節堆積出來的。比如，在東四環樂視大廈的正門前，印有彩色樂視logo的旗幟圍繞著紅色的五星紅旗飄揚在空中；跟我共事的同事里，很多都來自 BAT，他們都是因為看好樂視發展跳槽來的。

薪水自然是信心最結實的基礎。我跳槽到樂視，薪水接近翻倍，以前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的新工作后，都會夸張地道賀，這讓我更加堅信，公司的實力足夠打造賈老板口中的生態。

每一個細節似乎都在暗示著“明天會更好”，也讓人愿意“敬業”。只要順著這個體系生存，就可以生活得很好。這是我們這樣沒有背景的年輕人，能改變境遇的最靠譜方式。

我確實也很努力。

按照規定，我們有一個半小時的午休時間。吃完午飯，我偶爾會跟同事一起在樓下散步，但會時刻關注著手機，查看微信群里的需求。

“這個項目是臨時決定上線的，你這邊能不能優先做一下？”作為設計，我經常接到這樣臨時插入的需求。這就像一道詔令，不管我當時在哪里，都會馬上趕回工位干活兒。不能因為我的效率影響了整個項目上線，這是我對敬業的基本理解。

我的同事們也大抵如此。大家身上也有這股勁兒。大廠的空氣里，似乎充盈著隨時觸發緊迫感的魔力。我很快形成了隨時在線的習慣。每天早晨被鬧鐘叫醒后，我的第一件事不是關掉鬧鈴，而是看工作群里的新消息，再去公司內部郵箱里轉一圈，看看有沒有新的通知。

在這期間，鬧鐘就在一邊叮叮咚咚繼續響著，不悅耳的鈴音提醒著我時間正在一點點流逝，連帶著閱讀和回復的速度也被加快了。

2016年11月，我收到了賈老板的那封內部全員信，他對公司的快速擴張進行了反思，并表示自愿永遠只領取公司1元年薪。我被打動了。我和不少同事還在堅信，波動只是暫時的，困難很快就會過去。

那封信發出去不久，還有離開的同事跟我聊，想等時機合適再回來。然而，情況開始急轉直下，2017年春天，公司門口開始出現了舉著橫幅討債的供應商，更大的“風波”接踵而至。我們每天上班都要在討債人憤怒的注視下開始，壓抑和恐懼，逐漸侵蝕了曾經牢固的信任。

5月，我和幾位同事向部門領導提出了離職。

領導讓我們等一等，他上樓去“堵”我們所在分公司的老板。這位老板是在“裁員潮”爆出后才剛剛上任的。到了這個時候，老板都是躲著我們走——擔心我們提離職和賠償。

當天晚上，我們坐在各自的工位上等消息。有人提議，不如一起來把王者榮耀吧。在共事一年多后，我們聚在一起打了第一把5V5游戲。等手機打到沒電，領導帶著老板出現了。“樂視正在最困難的時間，所有的生產線都已經停工了，但希望品牌部的大家可以多留一段時間，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各位在輿論環境下的努力。”

從未謀面的新老板，在空蕩蕩的辦公樓里對我們發出懇求，不久前，這里還坐滿了加班的同事。

自由

2017年6月，我正式離職了。裁員潮最后席卷到了品牌部。離開的那一天，我沒有拿到N+1，甚至連當月的工資都沒有如數結算。一臺黑色樂視手機，是對我過去一年半的唯一補償。

我堅持沒有使用那部手機，把它放回了老家平頂山，后來姐姐手機壞了，在新手機到貨前，暫時使用了一段時間。半個月后，它正式退休。至于和公司簽好的賠償協議，至今沒有兌換。

離開樂視后，我有大概一年的時間沒有上班。

需求沒了、周報沒了、就連不定期的全員郵件都沒有了，大段的時間被空出，某種意義上，我獲得了畢業后難得的自由，唯一保留下來的，就是時刻回復信息的習慣。當時我天天躺在床上打王者榮耀，但在回血的幾秒鐘內，我會快速切回微信，看看有沒有人來找我。

不過，對于大部分信息，我都選擇不回復。有一次，一個朋友從武漢來北京，來之前給我發微信約見面。我看到那條微信后，繼續切回了王者榮耀。

我不是討厭他，只是單純的，喪失了與人交流的興趣。準確地說，我對外界一切都喪失了興趣。

我被孤獨包圍了。

法國現代派詩人波德萊爾曾描寫過大街上的現代主義：“我急沖沖地穿過林蔭大道，縱身跳過泥濘，要在這一團混亂的車流中避開從四面八方奔騰而來的死神。”這段描寫后來被美國作家馬歇爾·伯曼引用進了自己的新書《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中。

在伯曼看來，被拋入車流中的行人，與快速發展的現代都市在進行著孤獨的抗爭——從樂視離開的很長時間里，我都陷在這種孤獨的抗爭里。

我不想繼續在北京找工作，樂視的這段經歷讓我對工作失去了安全感，“樂視都這樣了，我還能去哪呢？”大部分時間，我就躺在家里，平均一周打開招聘軟件，象征性地看一眼。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10個月后，我決定回家。

我退掉了北京的房子，收拾行李，回到老家平頂山，想找家培訓機構當美術老師。但我很快發現，老家沒有我想要的自由。面試我的老板繪畫水平還不如我。當他給我開出月薪1000元和不交五險一金的待遇時，我覺得我們沒了再談下去的必要。

再次離開家的導火索，是鄰居和我媽的一次對話。

“她該不會在北京受了什么刺激精神出問題了吧，染了一頭灰毛回來，也不上班，打算靠你養嗎？”鄰居在客廳壓低聲音問，我媽也壓低了聲音回答：“反正也管不了，湊乎過吧。”

31歲、未婚、失業，這在河南的小城市，的確是典型的反面教材。我在高三那年就離開了平頂山跑到北京學畫畫，那時我19歲。之后，我在北京上大學、工作。“北漂”十年，我就是為了回家給別人當“反面教材”的嗎？

就這樣，我重新回到了北京。那是2019年5月，我在最短時間內，入職了一家制造業公司。

公司不大，選擇那家公司是因為我覺得面試官（也是我后來的領導）人很好。面試結束后，她親自帶著去樓上找hr，進行第二輪面試，又在我面試完準備回家的時候，告訴我哪條路容易堵車，我怎么回家會比較方便。

進樂視前，我看重平臺，現在我更在意職場環境。

夢醒

不過，在制造業的那份工作，我還是只堅持了4個月。因為我的工作內容不只是設計，還要跟合作方對接，到后來，我甚至還要寫文案。

雜亂的工作內容和不明確的考核標準，讓我很難像過去一樣梳理自己的業績。我的恐慌和焦慮再次被激發。

辦離職的那天，領導還是和第一天面試那樣，送我進電梯。“公司在發展到不同階段的時候，會有不同的需求，你趁這段時間可以先想一想自己的需求。”

我的需求是什么？更高的薪水、更大的平臺又或者是更好的業績，這些職場里的誘人條件，對我來說，都比不上一個更有安全感的地方。哪怕這份安全感只是因為有熟人在，可以讓我從“孤獨地抗爭”中，短暫地解脫出來。

我最后選擇了朋友開的一家小創業公司，主要為品牌方提供內容創意和制作，團隊人不多，氣氛也很寬松。

接到朋友邀請時，我剛剛拿到一家上市公司的offer。朋友這邊能提供的薪水低很多，但有兩點實在太吸引我：簡單，沒有亂七八糟的事情；做完本職工作還可以在辦公室忙自己的私活。

其實離開樂視后，我一直有做自由職業的想法，朋友的offer，也相當于半自由職業。

“樂視都倒了，沒有什么公司值得信任，還不如去和熟悉的人工作。”后來我就這樣向周圍人解釋自己為什么會降薪來到一家小公司打工。

在由人情構成的工作室里，確實更加自由。我可以睡到自然醒再去工作，中午到公司后，先在公司里慢慢悠悠煮個湯，一邊盛湯一邊問茶水間外的人：“有誰要喝湯，今天煮的是銀耳雪梨。”

等大家一起喝完湯，我們再開始工作，晚上忙完就可以回家。老板還很愛放假，年假向來是半個月起步，不過項目忙起來的時候，我也得睡在公司。

要說這份工作對我最大的挑戰，大概是適應從甲方到乙方的轉變。

某天深夜，一位同事突然給我打電話：“快去領紅包，甲方在群里發紅包了，記得表達感謝。”我領到了1.22元的紅包，同時獻上了一連串“謝謝老板”的表情包。

不過在這里，我確實被修復了。大廠螺絲釘的快樂和痛苦，都離我遠去。

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樂視前同事的微信：要不要一起出來吃烤肉？離職后的一年，我除了窩在家里打游戲，就是和他們一起呆著。五年時間，我們見證彼此的難過與成長。

我赴約了。當晚一起吃烤肉的有4個人。除了我之外，其他三個人，一個在廣東開民宿、一個考公上岸，進了體制，只有一個人，去了另外一家互聯網公司。

從物質上，最后那位選擇了互聯網公司的朋友拿到了更好的報酬，而其他人在離開樂視后，收入和平臺都在“掉落”。但經歷并走出樂視之痛，我們對自己想要什么，都有了新的理解。

比如，在我看來，自由比成功更重要。安全感離不開金錢，但也不能完全靠金錢。而真正的安全感，與物質無關，它是內心的一種狀態。

12月的時候，樂視漲薪的新聞傳出，作為現任老板的朋友問我：“你會不會再回去呀？”我回頭白他一眼：“當然不回去。”“但我也可以隨時離開你。”后半句話我沒有說出口。

很難說這是好習慣還是壞習慣，但做好隨時離開的準備，是我在離開樂視以后學會的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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