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來，面對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引發巨大爭議的舉措，理應作為關鍵“平衡手”的民主黨似乎睡著了，集體“啞火”，縱使發聲也濺不起多少浪花，包括被指罕見的、三名民主黨籍前總統——拜登、奧巴馬和克林頓對特朗普政策的有關批評。

究其背后， 民主黨正面臨特朗普強勢回歸后的窘境。 未來何去何從，是民主黨當下最需要直面的問題。有人提出一個大膽“政治策略”——“民主黨應‘躺平裝死’以避共和黨人的鋒芒”，但遭到民主黨人的廣泛批評和反對。許多民主黨人認為，放棄斗爭不應該成為民主黨贏回選民支持的上策。

觀察人士認為，化解當下民主黨遭遇的困局，關鍵不在于特朗普和他的政府，而在于民主黨本身，包括黨內持續的分裂爭斗、不了解政治游戲的新規則，以及缺乏能夠面向未來的政黨宏大設想。更深層次看，這反映出美國憲政層面的缺陷，乃至危機。

黨內面臨團結危機

民主黨內部分裂已成為一個嚴峻現實。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伊始， 因選舉期間的爭議和對未來展望不同，民主黨內高層便陷入內訌和相互攻擊之中。

因拜登在黨內壓力下放棄了總統連任的競選，其夫人吉爾·拜登與眾議員南希·佩洛西的女兒相互指責。拜登本人在接受媒體專訪時也稱，如果沒被勸說退出大選，他仍然相信自己能擊敗特朗普。據稱代替他參選的卡瑪拉·哈里斯聞此感到遭輕視，認為民主黨現時的困境很大程度是由拜登造成。

在如何應對特朗普這一問題上，民主黨內高層也出現分歧。一些人愿意與特朗普妥協、尋找共同點；另一些人認為，民主黨人應該與特朗普完全劃清界限。此外，拜登離任的最后一刻，動用總統行政工具赦免自己的家人，不僅遭到共和黨人抨擊，也引發民主黨人批評，其做法被認為有損民主黨的道德信譽。

可以說， 民主黨眼下最大的難題就在于黨內缺乏團結。 這種黨內分裂廣泛存在于眾參兩院之間、基礎選民和黨內領袖之間、建制派和意識形態擁護者之間，以及不同世代之間。

美國國會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民主黨人舒默在年度撥款議案中的投票立場，引發了許多民主黨人的不滿并失去對他的信任。前民主黨眾議長佩洛西敦促參議院民主黨人挑戰舒默的少數黨領袖地位；民主黨基層進步團體、左翼活動人士也在舒默的住處外舉行抗議活動。不僅如此，一些民主黨年輕人還抨擊黨內資深建制派領袖，認為他們思維過于老派、陳舊。所有這些情況表明，民主黨內部的分裂仍在持續之中。

不同于歐洲，在美國某個政黨的候選人競選失敗后并不自然成為在野黨領袖。哈里斯競選失敗后轉而考慮競選加州州長，對就職后的特朗普并不發表看法。特朗普第一任期里，佩洛西被廣泛認為是事實上的民主黨領袖。如今民主黨人在國會兩院處于弱勢地位，兩院少數黨領袖的影響力頗有限，他們手里沒有小木槌，不能控制任何委員會。不少分析人士認為， 特朗普正在利用當下執政黨在國會的多數黨地位優勢，竭力擴張自己的行政權力。

權力規則被改變

美國建國初期，立憲者們曾擔心美國政治會出現一個強勢的行政部門。為避免美國成為類似歐洲君主制的國家，他們把聯邦政府設計成不同部門之間權力分立、彼此制衡的架構。國會被視為“第一部門”，美國憲法詳細羅列了國會享有的權力；對總統權力的表述則相對簡約。

通常，美國總統為推動自己政策議程所采取的常見、也是傳統的做法是，向國會遞交白宮提出的政策主張和建議，并尋求獲得國會理解并以立法形式給予支持。然而現實中，美國立憲者們擔憂的情況不斷出現。盡管總統權力擴張在20世紀就已開始，但特朗普尤為不同，他將總統行政權幾乎運用到了極致。其權力膨脹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使用、誤用甚至濫用總統單邊行動工具，以達到其政策目標。

為繞開來自國會的權力制衡，特朗普入主白宮當天，便簽署了一連串旨在推翻上屆政府諸多重要國內政策、重新推動自己議程的行政令。不久，他再度利用行政令宣布實施對全球貿易加征關稅措施，繞過了在對外貿易及征稅方面享有重要權力的國會的討論和表決。

此外， 特朗普試圖越過政府其他部門的權力，謀求獲得對立法、司法以及社會和文化的控制權。 比如，蔑視和攻擊司法系統、瓦解監督及問責架構，并對那些試圖追究他本人及其盟友責任的人實施打擊報復等等。

面對上述這種突如其來的“新游戲”及規則，民主黨人總體似乎處在“發懵”狀態，束手無策。廣大基層選民日益不滿和憤怒，不斷施壓民主黨對特朗普政府采取強硬立場。部分民主黨及左翼派議員開始變得活躍并開始有所行動。

特朗普就職后首次在國會發表演講，民主黨眾議員格林站起來打斷他，高喊“你無權削減醫療補助”；民主黨參議員布克在參議院發表長達25小時創紀錄的冗長演說；民主黨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和民主黨眾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開啟“反寡頭政治”巡回集會活動；民主黨眾議員德魯齊奧建立“新經濟愛國者”黨團小組……盡管其中一些做法對特朗普只是構成了“象征性”反擊，但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概括而言， 民主黨能否“東山再起”，取決于民主黨人能否提出更為大膽的新主張，利用新的政治宣傳口號，不僅將民主黨人團結起來，也將廣大社會基層民眾動員起來。

歷史上，美國民主黨是一個能夠提出國家治理宏大想法的政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羅斯福“新政”下誕生了現代美國中產階級；60年代肯尼迪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 （從醫療照顧、醫療補助到民權法案、選舉權法案） ，使阿巴拉契亞、南部農村和美國城市“貧民窟”的數百萬人擺脫可怕、貪婪寡頭所造成的貧困。許多美國人懷念那個年代，當時美國經濟幾乎給所有美國人帶來好處，財富兩極分化不嚴重，大多數美國人處于廣闊的中間階層。

民主黨的下一步

自2008年以來，民主黨和“自由主義”一直主導著美國政治。 從社會福利、基礎設施到可再生能源、芯片制造，民主黨幾乎控制并主導了所有政策議題。“自由主義”在美國文化中也占據主導地位，“覺醒文化” （反種族、性別、性取向等歧視行為及其他不公正現象的左翼政治運動，具有廣泛的政治和社會意涵，也是民主、共和兩黨“文化戰”的焦點） 滲透至美國社會幾乎各個角落。時移世易，所有這些在過去幾年里經歷挫折，極端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逐漸成為主流。

當下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和焦慮情緒，有可能促使黨內出現一股更為極端的勢力，其將采取更強硬路線反對特朗普及其政府，不再聽從黨內領導層的意見，就像當年極端右翼的“茶黨”勢力從共和黨內部崛起，竭力抵制奧巴馬政府。

近期開啟的“反寡頭政治”巡回之旅，表明民主黨左翼進步派人士正在走向抗爭的前臺。在“打擊寡頭”的政治宣傳口號下，他們呼吁把民主黨改造成一個更強大、更接近“羅斯福時代根基”的政黨。在他們看來， “民主”雖然受挫，動力卻在基層，要從富人精英手里奪回“民主”。 他們謀求把左翼進步主義的覆蓋范圍擴大至全美廣大基層選民中，利用他們對社會不公正、物價高企、精英貪婪的不滿和憤怒情緒，爭取、吸引和動員他們參加“反對特朗普-馬斯克行動”的大軍。

綜合因素之下，對新政府抗議的聲浪逐漸高漲。

一方面， 在逐漸展開的地方選舉中，民主黨人正在贏回一些席位， 比如在搖擺州威斯康星，民主黨籍法官最終贏得州最高法院的席位；在愛達荷、賓夕法尼亞等州地方議會選舉中，民主黨人開始奪回由共和黨人占據的席位。

另一方面，一系列社會抗議活動在全美陸續展開，包括由基層政治團體發起并組織的“50501”抗議活動 （意指50場抗議活動，50個州，一天） 、“總統日無國王”行動，成千上萬乃至數百萬普通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特朗普第二屆政府的政策和行為。抗議活動甚至蔓延至海外。

這也在催生民主黨內部產生新的領軍人物。作為這場巡回集會活動的關鍵人物之一、來自紐約州的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表現出不凡的政治才能。越來越多人呼吁她在2028年大選中，挑戰同樣來自紐約州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

盡管政治前景尚不明朗，從大選失落和泄氣中走出來并不容易，反省過程也極為痛苦，但對許多民主黨人來說，2026年中期選舉可能就是促使黨內產生新的核心人物、民主黨“東山再起”的一次良機。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環球雜志 （ID：GlobeMagazine） ，作者：劉永濤（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員），編輯：林睎瑤，責任編輯：樂艷娜